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学者吕鹏和葛孝发表在国际新闻界上的文章《一个超级网红的消亡史：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身份认同及治理——基于MC天佑的媒介生命史研究》。


一

引题


视频化生存已成为普遍社会现象，视频已由一种单纯的媒介形态转变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视频化媒介形态的改变，也引发了人类交往行为的变化。


区别于传统的媒介互动形态，视频化媒介互动形态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直播的场景化实时互动。


直播是一种特殊的数字化生存方式，探究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离不开对其极具特色的数字实践进行关注。同时，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也带来了一系列有关网络主播群体的重要议题。


在研究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时不能只看到商品与经济的逻辑，也不能只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面向，而应当更加重视网络主播的主体性和个人生命历程的逻辑，如此才能真正摆脱“书写他人命运”的研究困境，为研究网络主播和短视频/直播行业提供更加立体性的洞察。


作为一类独特的网络主播群体，底层网络主播的走红及其陨落昭示着底层人民的数字生存逻辑和数字命运走向。


本文以媒介生命史为研究方法，以MC天佑的媒介生命历程作为个案进行深入分析，探索底层网络主播如何通过短视频/直播进行数字劳动。


二

研究方法


本文笔者把将媒介所呈现的MC天佑的“一生”的各种情形融合在一起进行研究的方法，称为媒介生命史。


媒介生命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是对一个人主动和被动地经由媒介呈现的“一生”进行研究的方法。


媒介生命史的研究对象一般是人，并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限定：


首先，研究对象必须受到主流大众媒体的报道，或参与到主流大众媒体的节目录制中，也就是说研究对象必须作为“客体”呈现在媒介的表征之中；


其次，研究对象必须通过自媒体经常性地自我展示，也就是说研究对象必须作为“主体”，主动且能动地进行自我的媒介展示；


第三，媒介生命史作为一种方法，其研究对象基本上处于一种媒介生命终止的状态，或被封禁，不可能再在媒介中出现;或已逝，不可能再主动出现。


综上，媒介生命史的研究对象具有以下特征：曾经被媒体所追逐，利用过自媒体/数字媒体平台进行自我展示，已不能主动出现于各类媒体或数字平台之中。


三

MC天佑：

一个超级网红的兴起与陨落


MC天佑是网络直播诞生以来由媒介、观众、资本共同生产出来的“超级网红”。


从MC天佑的媒介生命历程出发，能够理解MC天佑作为一个超级网红所代表的群体审美趣味及精神境况，也能够明晰直播作为一种技术背后的资本逻辑与人性逻辑的交缠。


（一）成为主播: 从小镇青年李天佑到主播MC天佑


出生及生活在辽宁锦州的李天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镇青年”。开始直播之前，他退学、卖烤串、倒卖二手车、跳街舞。


早年的经历，让来自底层的MC天佑将“喊麦”的情绪宣泄做得足够充分，也使MC天佑认为自己掌握了受众的心理。


在MC天佑早期的YY和快手等的直播间中，他经常与粉丝聊起自己的生命历程及喊麦动因。


一方面，MC天佑的主动叙述和表达，搭建起了他和粉丝之间的情感联系，产生了生命间的共情和共振，另一方面，MC天佑的叙说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的“人设”，使其在某种程度上随着粉丝数的增长和影响力的提高，而成为底层的代言人和榜样。


（二）走向巅峰：一个超级网红的诞生


在这一过程中，MC天佑从纯粹网络空间走向线下实体空间，从情绪宣泄的喊麦走向符合大众审美趣味的绿色喊麦，MC天佑走向更大众、更主流的舞台，步入一条成为超级网红的快速成长通道。


MC天佑能被称为超级网红，首先表现为围绕着他运作的资本的巨量化。通过喊麦获取的流量使得MC天佑积累了巨额财富，实现了“阶层的跨越”。其次，MC天佑的影响力也堪称巨大，据不完全统计，他全网拥有超5000万粉丝，这使他具备了“超级影响力”。最后，MC天佑之所以能被称为超级网红，离不开MC天佑的“主流化”发展路径。虽然主流音乐文化始终没有接受喊麦，但阻止不了MC天佑在卫视综艺、线下演唱会中表演喊麦，也阻挡不了喊麦这一表演形式的生生不息。


（三）突然陨落：跨平台封杀与MC天佑媒介生命的终结


2018年2月12日，就在MC天佑登上跨年演唱会进行压轴表演的2个月之后，MC天佑就被央视《焦点访谈》点名，并被同步实施了跨平台封禁。


考察MC天佑的媒介生命史，会发现他的媒介生命终程也成为许多网络主播逃不开的结局。从直播出现开始，网络主播的“出现-爆红-封禁”成为了某些网络主播共同的媒介生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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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为何这些网络主播会出现“出现-爆红-封禁”的相似媒介生命历程？他们媒介生命的兴起与衰落意味着哪些未被关注的理论侧面？


网络主播的数字实践是其媒介生命的重要记录，也是其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印证。从实践的角度来说，网络主播数字劳动的具体实践将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可能的答案。


四

喊麦：网络主播数字劳动的

具体实践与身份认同


“喊麦”作为MC天佑数字劳动的具体实践，对其媒介生命历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以下内容将聚焦喊麦，通过分析喊麦及其社会底色，探讨网络主播的数字劳动如何通过自我与职业双重生产构建了网络主播的身份认同，进而带来了底层网络主播“雷同”的以被治理为终结的媒介生命历程。


（一）阶层突围：喊麦传递出的声音政治


毋庸置疑，喊麦在社会语境中已经和底层声音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当以文字为代表的众多媒介形式长期被精英话语占据，喊麦以一种全新的声音形式突围出一道底层路径。


除了喊麦的音乐形式简单外，喊麦的歌词还没有版权的限制，大多数的麦词都可以相互借用和传唱。因此，喊麦相比于主流的歌唱形式，更容易进入那些并不掌握专业音乐技能的人群中，并因其韵律和口语化麦词被他们记住和接受。


通过喊麦，底层这一阶层概念成功在互联网之中找到了落脚点。喊麦的声音使得底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一关注反过来又促进了底层话语的不断表达。


正如下图所演示的机制，宏观上的精英话语把控着整体的大众文化，声音的流动便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态势。“喊麦”的出现，使得大众中的底层生发出一条自下而上的声音路径，由此生成的草根文化也与主流文化在社会文化场域中进行着某种对抗与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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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2所示，经由喊麦，那些自我认同为底层的声音自下而上传递至大众，而其生成的草根文化，也因此与主流文化进行着某种双向的对抗。在这里，借由MC天佑喊麦传递出的不仅是情感，更是一种来自于社会不同流向的声音。


（二）身份认同:自我与职业双重生产下的媒介身份


使MC天佑成名的喊麦，也是他赖以为生的技能。无论是在直播中，还是在线下的活动中，MC天佑都使用喊麦进行表演。


然而，当杨幂在《明日之子》节目中喊MC天佑为“喊麦哥”时，MC天佑及其粉丝却有极大的不满。


这一种矛盾的认知，其实反映出早就发生在MC天佑自我与职业双重生产下的媒介身份所具有的冲突性。


在这个意义上，当将自己认知为“底层”“老百姓”的MC天佑进入娱乐圈，被歌手、明星包围时，他其实并不是以自我的身份或者职业的身份，而是以被这两者生产出的一个全新的媒介身份参与其中。


这一媒介身份，既包含了对“我从什么地方来”这一“自我”的认同，又包含了“我做的是什么”这一职业认同。同时，为了融入一个新的环境，这一身份企图摒弃“自我”与“职业”中被新环境否认的东西，并让自己以一个新的媒介身份被纳入其中。


因此，当杨幂以“喊麦哥”称呼MC天佑时，这一新的媒介身份被戳破了，MC天佑的职业身份被前置于舞台之上，从而引起了MC天佑本人及其粉丝的不满情绪。


当MC天佑无法处理媒介身份所具有的自我与职业的冲突性时，这一破坏性的冲突便不可阻挡地使其走向陨落。故而，当喊麦这种文化形式受到规范性力量的介入时，MC天佑同样首当其冲。


五

治理：文化多元的空间与数字治理


面对多元共生的文化空间，数字治理必须面对底层网络主播身上无法摆脱的“低俗”。


然而，数字技术带来的流动性不仅便利了人与人的交流，还凸显了意料之外的文化分层。


这一种碰撞与分层背后，彰显了数字治理面临的众多问题与困境：一方面，低俗概念的泛化，使得治理标准难以建立。另一方面，当对主播的整治只有关停和封禁时，根本性的问题始终是无法解决的。


借由MC天佑的案例反思网红治理的路径，可以发现这些网络主播身上蕴含着的极其尖锐的矛盾性是我们可以抓住的重要锚点。


其一，网络主播的社会身份和媒介身份常常存在较大落差。其二，来自底层的草根主播的价值标准与平台需要彰显的价值标准常常无法契合。


针对上述特点，本文也在文中提出治理时应当本着宽容与善治的原则去糟粕取精华；也需要给予底层文化转型的时间与空间，使底层及其文化生产能够在数字空间中，有序且良性地生存和发展。


六

结语


对网络主播，尤其是快手这一平台涌现的多个影响社会文化的“超级网红”的数字劳动进行深入的理解和认知，既可以观察到鲜活的案例和“全民直播”时代劳动形式面临的激变，也可以体察到更多未曾被关注到的底层声音与文化生活，以及他们如何在数字时代发挥创意进行“数字化生存”。


治理是“梦想照进现实”的利刃，唯有探索出一条在多元文化的数字空间内行之有效的治理策略，才能让属于本土或中国的数字劳动形式良性生长。